第1402期

美国科学家捕杀翠鸟做标本:无可指责

无论从职业角度和动物伦理角度,科研团队的这个决定都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

六十秒读懂专题

美国科学家在深入瓜达卡纳尔岛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六十年来第一次捕捉到一只须翠鸟,之后却决定将之杀死做成标本。新闻披露后引来网友争议。但其实这是一般人对生物学研究实践了解甚少的表现。将科学共同体了解不多的动物制作成标本是学界规范,此举对种群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而有利于物种的研究和保护。无论从职业角度和动物伦理角度,这个决定都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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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E. Filardi, Why I Collected a Moustached King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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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据媒体报道,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在所罗门群岛成功捕获到罕见的须翠鸟(moustached kingfisher),在拍下它首张照片后,随即以研究之名将它杀死。科学家的看法引来各界批评,很多网友炮轰做出这个决定的科学家是蠢才,又指科学不等于可正当化其行为,也有人痛骂:“卑鄙的人只是想获得称颂”、“你是否已泯灭人性?”这些指责可能用意并不坏,但却很大程度上是不够了解事实的产物。

须翠鸟虽名列濒危物种名录,但美国科学家将须翠鸟做成标本的决定建立在当地种群数量健康的估算基础上,捕杀一只制作标本不会威胁须翠鸟种族延续

须翠鸟(Moustached kingfisher)在国际自然保护连盟(UICN)编制的红色名录(一般称为UICN红色名录)上名列濒危物种(endangered species),有人因此认为不应对须翠鸟进行捕杀,否则会威胁其种群数量。

事实上,国际自然保护连盟对须翠鸟种群数量的估计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而本次科研团队前往瓜达卡纳尔岛的科学考察则是发现了新事实的前沿考察,也就是说科学家对须翠鸟的种群数量有了新的估算。

须翠鸟制作标本这件事引起媒体反响后,当事美国科学家Christopher E. Filardi应audubon.org网站邀请,解释了做出此决定的原委。文中提到科考团队“大量目击须翠鸟”,“一次在一林间空地上发现了三只鸟”。此后,科学家叙述了对须翠鸟的种群数量做出评估的过程:

“瓜达卡纳尔岛陆地总面积大致为5300平方千米。如果保守估计,15%的区域是合适的栖息地,我们假设密度为我们遇到的最极端的情况,于是可以计算出存在大约存在4000多只个体,对于大型岛屿的鸟类来说这是一个健康的种群数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有须翡翠记录的高地栖息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完好(800m到1500m),虽然关于此鸟的目击和信息鲜少见于鸟类学团体,但此鸟并非稀有。”

可见,珍稀的是科学界对须翠鸟的了解,而不是须翠鸟本身。制作一只标本完全不会对种群延续造成威胁。

生物标本收集从来都不是生物灭绝的原因,而是生物学研究的标准流程,对科学家了解极少的物种优先进行标本收集是生物学界的通行规范

大量收集标本是19世纪博物学的特征。标本收集直到今天仍然是生物学研究的标准流程之一。例如2014年5月22日的《科学》杂志就刊登了一篇论证标本收集必要性的公开信,征集到了100余位生物学家和生物多样性研究者签名。与一些公众印象相反,标本收集从未成为生物灭绝的原因。例如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大海雀(Great Auk)灭绝于19世纪中叶,很多人认为制作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标本是其灭绝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现存的大海雀标本仅有102副,其中有不少是该物种灭绝后收藏的骨架标本。真正造成大海雀灭绝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为获取食物、脂肪和羽毛进行的大规模捕杀。类似的还有于1970年代灭绝的墨西哥姬鸮,存世标本仅有九副,且都是在1896-1932年间收集的。历史记录显示,这个时期的墨西哥姬鸮分布十分普遍,1970年代的灭绝主要是因为栖息地退化和入侵物种的捕杀。

标本收集是生物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拍照、录音等其他手段无法替代。以DDT对野生生物的毒性等研究为例,没有长期标本的收集对比此类研究难以实现

主流生物学界认为,动物标本收集是生物研究不可缺少的手段,现有的其它手段,如拍照、录音和非致命器官收集都很难替代——缺乏完整标本时很难对不同物种做出准确的区别。此外,对物种内形态学多样性和其进化历史的研究离开完整标本也很难进行。

标本收集在一系列生物学研究扮演了重要作用,很多长期趋势通过标本比对才能发现。例如60年代科学家通过对鸟蛋新旧标本的对比发现DDT的使用会使海雕、鹈鹕等鸟类的蛋壳变薄,更易受天敌侵袭。这个发现在美国政府立法禁用DDT的决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1年,B. Collen, N. Pettorelli等科学家提出气候变化对会造成动物体型减小。此种长期趋势也是通过现今动物体型和博物馆标本进行比对发现的。

标本收集是评价物种濒危状况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标本收集,科学界连濒危程度都无法判断,更遑论展开保护工作

评估物种濒危程度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明确要求对物种栖息地、生活史、及物种生命各阶段的体型大小、形态学特征等作出描述,以便识别物种的生存状态,以判断该物种的受威胁程度。标本收集由于提供了这些方面清晰可见的信息而成了评价物种濒危状况不可或缺的工具。例如生物学家在印尼鸟头半岛带回的生物标本引起了学界和NGO对该地区特有物种的重视和研究,并迅速建立了保护区。又如科学家一度认为维加斯谷地豹纹蛙(Vegas Valley leopard frog)已经随拉斯维加斯的开发而灭绝,但2011年Hekkala和Saumure等人发表的一篇论文则通过对豹纹蛙标本基因和一种类似蛙类的比对发现两者是同一物种。

站在动物权利立场反对科学家收集标本的逻辑也站不住脚,为了保护动物而用动物进行研究,不构成侵犯动物权利。现代动物权利运动主要发起人、哲学家彼得•辛格也不反对为了科学研究用动物进行科学试验

有些网友指责杀死须翠鸟的科学家“卑鄙”“泯灭人性”,似乎暗示此种做法违反某种伦理准则。但就算按照当今主流动物权利论者的观点,利用动物进行科研也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动物权利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常被称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在其中辛格基于功利主义哲学传统,用行为的结果是否能创造最大化的福利作为判断道德与否的依据,他与前人不同之处只在于:认为传统功利主义哲学家只考虑人类福祉,犯了“物种歧视”(specism)错误,他主张将动物福利和人类福利等量齐观,同样作为“后果”进行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一概反对为人类福祉而用动物进行科学研究——如果在几只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可以救治成千上万人,那么这个行为显然是道德的。按此逻辑,我们当然可以推断,科考团队为了更好地保护瓜达卡纳尔岛上的几千只翠鸟而捕杀了一只翠鸟最为标本,这种不涉及人类利益、为最大化动物福利而利用动物的行为并不有违动物伦理,而是合乎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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