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9期

新加坡人反感“家长管账”的公积金制度

不能自由支取、使用限制重重的公积金让新加坡民怨载道

六十秒读懂专题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向为中国官方推崇备至。但民众因政府屡次提高支取门槛的愤怒、冷嘲与反击内容,也是中国人熟悉的“政府想尽理由捞钱、变着法子赖账”。这一“家长式政府替子民管账”的“父爱主义”制度,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公民看成是官僚欺财诈产、敲剥民脂的伎俩。[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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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傅”新加坡公积金制度面临大考》,2014,中国经营报

《数千人集会表不满 新加坡出现“信任危机”》,2014,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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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世界上要求公民强制储蓄制度的金字招牌,也是中国一向推崇的学习榜样。但这一制度在新加坡越来越受公民反感,而反感的理由也会让中国人深觉似曾相识。

新加坡民间对公积金制度的怨气,因总理以诽谤罪起诉批评此制度的博客写手而引爆,6、7月多次出现要求“还我公积金”的大规模抗议集会

新加坡博客写手鄞义林在2014年5月发表了一篇《你的公积金去了哪儿》的博文,涉嫌影射总理李显龙侵渔公积金款项。总理后来通过律师信警告,要求他撤下文章,并做出道歉和赔偿。鄞义林后来删除了博文,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表示愿意支付5000新元 (约2.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不过李显龙的律师以“诚意不足”不接受道歉,更以“具嘲弄意味”来形容其所提出的赔偿金额,最后决定起诉他。2014年6月、7月,数千人多次在新加坡唯一被允许进行公开示威的芳林公园举行“还我公积金”的示威集会,抗议公积金制度。据举办方估计,出席2014年6月7日集会的民众约6千人,以该国标准来看堪称“大规模”。现场可见到不少出席集会的民众手持标语,高喊支持鄞义林,并感谢他“为新加坡人发声”。

新加坡民间对公积金制度的不满因政府宣布提高公积金最低存款余额而摊上台面。提高公积金最低存款额度后,新加坡有一半就业者无法自由支取公积金,民众直斥政府有意巧取豪夺自己的储蓄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2014年5月宣布,新加坡公积金最低存款余额的下限将从2014年的14万8000新元调高至15万5000新元。受影响的首先是那些在2014年7月1日到2015年6月30日之间满55岁的新加坡公积金会员。会员在55岁或之后要提取公积金时,必须达到最低存款额要求;户头余额若少过这个数额,则须全数保留,不得自由支取。2014年6月,新加坡政府人力部长陈川仁在国会接受询问时,也侧面证实了目前新加坡国内只有半数活跃公积金会员——也就是工作中的就业者——能达到最低存款的要求。国内公众闻之哗然,不止鄞义林一人直指政府居心不良意图吞没自己的储蓄:“目前公积金巧立名目就是为了不让大家把大笔本金拿到手。公积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养老,但是到了‘老’的时候,却要限定这、限定那,由政府随意支配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新加坡政府人力部长在向国会和公众澄清解释时弄巧成拙,令民怨更加沸腾。民众解读称,“政府说:没钱可以卖房,大屋换小屋,把房子以二次抵押的形式抵押给政府套现,自己去住老人公寓!”

新加坡政府为平息民愤澄清问题做出了舆论回应。自2014年5月底至7月初,人力部长陈川仁接连在Facebook的个人页面上发帖、接受国会询问,意图说服公众。但此举弄巧成拙,反而更让新加坡官方不能自圆其说。

陈川仁自称“再次澄清一些要点”,强调政府不会强制民众一定要达到公积金最低存款额:“如果你满55岁时没有足够储蓄达到最低存款额要求,你不需用现金填补,也不用卖房来填补”。但在回答“不能达到最低存款额时能否取公积金”时,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些人公积金储蓄低于最低存款额的要求。但他们其中有许多可能有配偶或家庭可伸出援手。此外,大多数年长国人拥有自己的住屋。如果他们要从住屋套取现金,也有许多计划可以协助他们。除了出租房间,他们可以搬到较小的房子或利用‘乐龄安居花红计划’及‘屋契回购计划’”。

有民间抗议者对此做出了刻薄却精准的解读:“政府从来不干赔本买卖,平民要是穷到不能达到最低存款额又想取回本金,就得向亲友告贷再填补公积金账户。祖辈自李光耀时代听政府的话就没把公积金户头里的钱全取出来,当现在担心公积金余额不够无法取出养老时,政府说:没钱可以卖房,大屋换小屋,把房子以二次抵押的形式抵押给政府套现,自己去住老人公寓!”

新加坡内阁成员兼任经营公积金投资的企业董事,不顾政府官员与企业董事身份间的利益冲突,令新加坡民众反感:“你们到底是维护国民福祉的公仆,还是牟取企业利润的巨商?”

以鄞义林为代表的新加坡抗议者所反感的,是政府高官兼为官商牟利,毫不顾忌同时身为企业董事和内阁官员时的利益冲突和纠葛。新加坡公民的公积金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投资在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而GIC的董事会主席是李显龙。其他的董事会成员包括了尚达曼和张志贤两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瑞杰和贸工部长林勋强,李光耀担任高级顾问。

鄞义林在7月份的新文章中质问,既然新加坡政府内阁关键成员同时也组成了GIC董事会,那么他们的工作首重到底维护国民福祉还是替GIC赚钱?GIC在官网上自称:“本公司投资业务不受政府直接或间接干涉,由董事会向财政部负责”。当新加坡内阁就是GIC董事会、总理就是董事长的情况下,如果GIC使用公积金进行投资失败,谁来向GIC追究责任?难道是政府总理李显龙向公司董事长李显龙追究责任?或是财政部以股东身份质问总理与内阁成员未善尽大企业董事会职责?政府的部长们从纳税人的税金领了数百万的薪水,那么他们同时作为GIC董事会成员也是否从公积金中支取薪金?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基于“家长替孩子管账”的父爱主义理念,但与其说是政府照料民众,不如说是民众照顾政府

支持新加坡官方立场的公积金制度拥护者向来宣传普罗大众不会理财,只有靠全智全能的“家长式政府”替他们把钱管起来。基于这种“家长替孩子管账”的心态,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一向带有强烈的“父爱主义”色彩。有发展经济学家指出:“新加坡领导人在强迫人民储蓄或者限定个人从自己已对其投放储备金的公共事业中获得应得给养的做法方面,丝毫不存在任何哲学上的疑虑,正如他们过去限制人们留长发或强迫人民剪短不存在任何疑虑一样”。

但这种理念对新加坡民众越来越没说服力:难不成凡人一入“人民行动党”、一作政府公务员,就有了全智全能?新加坡著名反对党国会议员詹时中也解释过政府“父爱主义”说辞的荒谬:“想象你的叔叔要求你把36%的劳动所得存在他那里、只能通过他去投资。他在投资中获得了12%的利润回报,而只分你2.5%,那些剩余利得由他保管。他还跟你说你别无选择,因为只有他才懂得如何照顾你。这样,你难道还不明白,到底是你的叔叔在照顾你?还是你在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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