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日台湾“王金平关说事件”倍受两岸关注,中国大陆多有人称颂马英九及“特侦组”不徇私谊、办事“于法有据”,这些说法并不反映真相。因为不论关说事实如何,“程序不法,实体不罚”,“特侦组”在此事中涉嫌触法甚多。一件全无刑事立案、议会授权调查的事件,也不该被首席行政官用来惩办议员。 [详细]
       

“关说案”不是刑事案,依法不得监听

 
     

台湾“特检组”承认“王金平关说事件”当事人俱无刑事责任,只有部分当事人有行政过失

9月8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对外表示,2011年间为追查涉贪前高院法官陈荣和查扣的新台币90万元来源,便立案调查民进党议员柯建铭,但经清查柯建铭罪证不足,在9月5日对柯涉贪污案签结。不过,监听柯期间,意外查获柯与立法院长王金平通联,王疑向法务部长曾勇夫及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关说”(说人情),柯获判无罪,盼检察官不上诉案;经调查曾及陈涉行政过失,没有刑事责任,一并签结,但将两人移送监察院及检察官评鉴委员会。 [详细]

按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必须是符合3年以上的重罪事由才能向法院申请监听, “特侦组”监听王金平已涉违法

根据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发通讯监察书之情形”,能用以监听在任议员“贪赃舞弊说人情”等不法情事的事由,只有“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并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得发通讯监察书:一、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三、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关于违背职务/或不违背职务之行为,行求、期约或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之罪;……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八十八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九十条之一第一项、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条之一第一项(违法接受外国人捐助、各类贿选、各种非法胁迫妨害他人选举)之罪。”律师黄帝颖因而公开表示,“特侦组”对王金平的监听已涉违法。 [详细]

 

“特检组”调查材料不予“行政院长”而星夜直呈“总统”,这距离“特务治国”实在不远。

不能以“柯案”材料纠办未立案的“王关说”

 
     

“特侦组”申请监听的案由是“查无此事”的“柯建铭涉嫌贪墨”,而“特侦组”“总统府”办人的依据是监听得的“王金平涉嫌关说”,这种“以A案案由侦调,以B案案由办人”的做法并不体现司法受尊重

9月9日,台湾地区“检察总长”黄世铭亲自召开记者会,为“特侦组”在“关说案”中的各项行为做辩护。会上黄世铭特意出示针对柯建铭的监听许可书,强调已经法官核可,为合法监听。还说核发监听票没多久后,就查获“国会议长”王金平、“法务部长”曾勇夫、“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涉嫌“关说”(说人情)。这正是非常典型的“以A案事由侦调”却“以B案事由惩办”。法院核发监听票的事由,是“调查民进党‘立委’柯建铭有无贪墨”,而“特侦组”据以惩办“法务部”长官、马英九据以呼吁“除名”王金平的依据,是“监听到王金平与柯建铭之间或有关说情事”。这好比警方用贩毒罪事由向法院申请监听某甲,最后查得此人无贩毒罪行却向公众大肆宣扬“某甲与邻居的老婆搞暧昧啦大家都来看”。此举徒惹人讥弹,实在对“司法独立”“民主建设”一点正面作用也没有。 [详细]

按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7条,“查无此事”的“柯建铭涉贪污案”监听材料应依法封存,“顺便监听到”的、根本未立案的“王金平关说事件”记录应该报知法官后销毁,“特侦组”公布监听记录已涉嫌违法

黄世铭9月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一般案件侦结,都会在起诉书上附调查材料译文,因此,将监听记录公布并没有违法。”但“柯建铭涉贪污案”已因“查无此事”签结,而“王金平关说案”压根就既没被检察院起诉、也没被呈交“立院纪律委员会”,在刑事和议员伦理监督上都不构成一个案件。按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7条“监察所得资料之留存及销毁”:“监察通讯所得数据,应加封缄或其他标识,除已供案件证据之用留存于该案卷或为监察目的有必要长期留存者外,由执行机关于监察通讯结束后,保存五年,逾期予以销毁。”“通讯监察所得数据全部与监察目的无关者,执行机关应即报请检察官、依职权核发通讯监察书之法官许可后销毁之。”所以“查无此事”的“柯建铭涉贪污案”监听材料应依法封存、根本未立案的“王金平关说”监听材料应该报知法官后销毁,“特侦组”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听记录已涉嫌违法。 [详细]

台湾地区《政府资讯公开法》将应公开的“与人民权益攸关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关”政府信息严格罗列出十类,“特侦组”监听记录出此十类,绝不属于应公布政府信息

中国大陆有论者另发妙论,教对岸的台湾“总统府”如何罗织议员:“可按《政府资讯公开法》第六条,将监听材料定为‘与人民权益攸关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关之政府资讯’,即有公开译文之名目。”不过“检察总长”黄世铭再如何专业不精通,相信他也不会采纳此议的。《政府资讯公开法》第7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之范围”,将须公开的政府信息严格归为十类:1、条约、对外关系文书、各类法律法规、中央法规标准法所定之命令等;2、政府机关为统一解释法令、认定事实、及行使裁量权,而订颁之解释性规定及裁量基准;3、政府机关之组织、职掌、地址、电话、传真、网址及电子邮件信箱账号;4、行政指导有关文书;5、施政计划、业务统计及研究报告;6、预算及决算书;7、请愿之处理结果及诉愿之决定;8、书面之公共工程及采购契约;9、支付或接受之补助;10、合议制机关之会议纪录。“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的侦办案件监听记录,绝不属于这十类应公布政府信息。 [详细]

 

台湾地区“检察总长”黄世铭近日频频召开记者会,反复为“特侦组”在“关说案”中的各项行为做辩护。

议员“说人情”由议会制裁,不必行政首脑干涉

 
     

台湾《立法委员行为法》规定“立委”“说人情”由“立院纪律委员会”调查审议,作成处分后由“立法院”院会决定,“总统”作为行政首脑不得擅自干涉

因为议会伦理规范涉及到敏感的权力分立议题,绝对不适合交由行政部门来处理,甚至是否要直接交给司法部门,都要在制度上采取比较妥善周详的设计。按照台湾2002年通过的《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不得受托对进行中之司法案件进行游说。如有违反,应由“立院纪律委员会”主动调查、审议,作成处分后,由“立法院”院会决定。9月11日,台湾地区“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在只有特侦组的监听报告、没有法院介入、也未经“立法院”纪律调查审议的情况下,直接宣告在任议员妨碍司法公正、不适宜继续履职,是越俎代庖干涉议会,藐视了民主政体最基本的法律程序。属于“行政院”辖下的“特侦组”未经议会同意、法院知照就擅自监听在任议长,行为实在不能算“维护司法尊严”。 [详细]

台湾“立法委员”是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而非行政机构被选举任用人员,不得兼任公务员,也不是《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惩戒法》适用对象

中国大陆有论者称“‘立委’、‘法务部长’、检察官都是台湾的公务员,要遵守《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惩戒法》”。“‘法务部长’、检察官是公务员”容或不假,“立委”作为议员,是“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民主中的立法机构成员,而公务员是行政机构中被任用或选举的人员,不能混为一谈。台湾地区内容稍齐备的法律教材中,都会提到“民意代表不归类为公务员”、“立法委员非公务人员服务法、惩戒法之适用对象”。1949年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释字第1号”规定“立委不得兼任官吏”:“‘立法委员’依‘宪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不得兼任官吏,如愿就任官吏,即应辞去立法委员。其未经辞职而就任官吏者,亦显有不继续任立法委员之意思,应于其就任官吏之时视为辞职。”1953年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释字第24号”对“立委是否得兼受有俸给之文武职公务员”做出明确回应:“公营事业机关之董事、监察人及总经理,与受有俸给之文武职公务员,均适用公务员服务法之规定,应属于‘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七十五条所称公职及官吏范围之内。‘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均不得兼任。” [详细]

 

“特侦组”不可随意监听议员。按“议会自律”原则,议员风纪问题只能由议会伦理检查机构调查审议。

“特检组”不是“总统府”私养密探,不立案直报总统是乱来

 
     

“检察总长”与“总统”称“关说事件”是“史上最大弊案”“历史大是大非”,但“特侦组”穷尽力气也只查出涉事人等“并无刑事不法”,侦办材料根本不该直呈“总统”

9月9日黄世铭“总长”强调“王金平关说事件”是“司法史上最大的关说弊案”,并举例称新竹“地方法院庭长”曾因关说被起诉。9月11日,马英九也称此事为“历史大是大非”。既然兹事如此体大,黄世铭“总长”为何未将一干涉案人等起诉?这是否也涉嫌触犯“滥权不追诉”罪?“特侦组”已宣布“查无刑事不法”、“只有曾勇夫与陈守煌有行政过失”,此事便不得谓之“司法史上最大”、“历史大是大非”。依此案情,这也真算不上什么“史上最大”,更没必要将监听记录直接送交“总统府”。 [详细]

“王金平关说事件”仅属“立法委员”行为伦理争议,不牵涉“五院间争执”,“总统”顶多召集各院院长会商,不得凭“检察总长”私自上报的一面之词自行裁断

既然涉事人等“并无刑事不法”,那黄“总长”又凭什么在柯案查无此事、王案全未立案时即将监听资料越级直接向总统报告?9月9日黄世铭“总长”称越级直接向总统报告此事是根据“宪法”第四十四条“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合乎“宪法”规范。但“关说事件”并没有哪一点关乎“院与院间之争执”。若有,“检察总长”应该先报告该管大上司“行政院长”,再由“院长”决定是否报告“总统”,不得直奔“总统”官邸。“特侦组”只是“高检署”辖下的调查机构,并不是“总统府”放出的密探耳目,负责官员不用也不该向“总统”“昼夜示警”。

并且“宪法”第四十四条中所谓的“争执”,限于涉及权力分立事项的争执。目前王金平被指控的事情仅属“立法委员”行为伦理上的争议,即使立案也是“立院纪律委员会”该管,无法适用该条。而且依该条规定,总统只是居间协调者,顶多就是召集各院院长会商,不能独断独行,自己认定事实,自己宣布应该如何处理。[详细]

“国民党”党魁不能使用“高检署特侦组”卷宗在“总统府”惩办“党内同志”,只能在“党部”依党纪部门报告公布对党员的处分

在台湾地区,“总统”是议会多数党的党魁,能藉由开除“不分区立委”的党籍,达到“除名议员”的实际效果。不过“高检署特侦组”既非“总统府”密探,也非“国民党”党魁私养的党纪侦查机构,调查案卷不能直接用来维护特定政党风纪。然而9月11日马英九呼吁开除王金平党籍时,显然不是以“国会”多数党的党魁身份发言,否则发言引证的材料应该是党纪部门的报告而非“高检署”机构的卷宗。地点应该是“国民党”党部而非“总统府”。陪同他出席的不应该是“副总统”和“行政院长”,而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及“一级党务主管”。会后新闻稿也不应该放在“总统府”网站上,而应该在“国民党”的官方网站。“国民党党主席”开除党内同志的党籍只消党内通过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开记者会、拿“高检署”卷宗呼吁“全国人民大声说不”。呼吁全民来处理“国民党”的内部事务显然太不成体统。[详细]

(本专题参考引用了台湾法律学者黄丞仪与媒体《自由时报》的相关评论文章,特此致谢。)

 

“政党的主席以行政官身份在公务官邸呼吁全民向党内事务施压”,这种不伦不类的作法似乎并不体现一位政治人物脍炙人口的所谓“政治洁癖”。

 

在正常的议会制民主政体中,如果议员有不当干预行径,有权对其纠办弹劾的只有民意代议机构。除立法机构自身和选民以外,议员资格不该被任何官僚撤销。行政官行为违背法定程序、未经议会同意而监听议员,恶劣程度较“水门丑闻”只重不轻。若在西欧北美,行政首脑势必已遭议会指名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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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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