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9期

"限制低保户消费"是在变相惩罚穷人

福利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多,申请人的“权利”就越少、越弱。

袁晓彬

作者

六十秒读懂专题

享受低保是穷人的正当权利,政府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据是家庭的实际收入而不是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低保金发放后,就已是低保户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可以根据生活需要自由支配和使用。穷人吃低保并不是国家的恩赐和施舍,不以尊严的让渡为条件,更不能通过“限制消费”的方式作为提供低保的附加条件。[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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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内维尔·哈里斯等:《社会保障法》,李西霞、李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7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4-5

蒋勤,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评述[J],社会,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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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9月12日,郑州市人大代表提议限制低保户养狗,此前也曾有不少城市以是否“养宠物”、“用手机”等作为认定低保资格的重要参考标准。其实,低保发放是依据家庭实际收入而非生活方式,低保不能仅保障公民“最低生存需求”,更不能以限制消费来作为提供低保的附加条件。

当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时,即可主动向国家请求物质救助

正如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当公民遭受物质匮乏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向国家和社会要求物质救助的自然权利。最低生活保障权在其法律定位上,被视为基本人权;在其权利内容上,最低生活保障权并不限于物质请求的申请权,而是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为目的,表现为一系列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集合并相应设定了国家的义务。

只要确实遭受贫困并达到需要救助的程度,国家就有义务救助

公民在遭遇困境需要对其实施社会救助时,国家是首要的、也是最终的义务主体。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社会救助的义务完全由国家承担,不存在类似社会保险的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分担机制。正如日本《新生活保护法》以宪法中的“生存保障权”理念为基础,规定贫困者只要确实遭受物质的匮乏并达到需要救助的程度,国家就有义务进行救助。

是否发放低保的依据是家庭实际收入而非“是否养宠物”等因素

2012年,国务院曾发布《通告》明确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只要家中无大额财产,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有资格、有权利吃低保。是否应该领救济金,应该完全按照其收入水平,而不是简单依照他的生活方式,更不能限制低保户用有电脑或数码相机及养宠物。

低保金发放后,即是低保户个人私产,可根据生活需要自由处分

低保同样具有财产权属性,在美国1970年的“戈德伯格诉凯利案(Goldberg v.Kelly)”案中,布伦南法官将福利解释为宪法修正案中的“财产”,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

低保救助金虽是“社会所供养”,但低保对象获得的合法给付属于私法中的“财产”,如何具体使用、处分,只能由低保户自己作主,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人,都无权越俎代庖地替他们作主,或者强行限制他们的消费方式。

在不违反法律及违背公德前提下,低保户有权选择其如何消费

对于生存权的定义,日本桐荫学园横洪大学大学院法学部教授三浦隆认为,广义的生存权包括家庭权、生存权、教育权、劳动权;狭义的所谓生存权,就是人为了像人那样生活的权利。所谓像人那样生活,就是说人不能像奴隶和牲畜那样生活,是保全作为人的尊严而生活的权利。在不违反法律及违背公德前提下,一个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是他的权利所在,他人无权干涉。

最低生活保障不是“最低吃饭保障”,不以其他权利让渡为条件

养狗、用手机并不是富人的权利,“最低生活保障”不是“最低吃饭保障”,生活绝不仅是为吃饭,穷并不意味着丧失最基本的权利。公民主张社会救助的权利不与其他权利的实现相冲突,也不以其他权利的让渡为条件。“限制低保户消费”无形中将原本旨在基本生活救济保障的低保制度,异化成了一种“限制穷人生活方式” 甚至“惩罚穷人”的工具。

享受低保是穷人的正当权利,而非国家恩赐和施舍

正由于国家对公民的社会救助义务是普遍意义的,穷人吃低保,不存在谁“养”谁的问题,而只是国家对“劫贫济富”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应有补偿,有社会赔偿的性质。享受低保是穷人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国家(政府机构)的恩赐和施舍,不是也不能针对特定的人群,更不能对一部分公民承担救助义务而放弃对另一部分公民的责任。

国家(政府机构)不能以“限制消费”作为提供低保的附加条件

最低生活保障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应当对贫困者予以人文关怀而不是道德歧视,应当注重维护其尊严而不是施以刺激、横加社会排斥。国家(政府机构)不能对救助对象的公民权利构成侵犯,更不能通过严苛的、屈辱的、有损尊严的方式作为提供低保的附加条件,对受助对象进行歧视或限制受助人员的人身自由等。

“以生活方式来评估低保”是用歧视穷人来掩盖低保的制度缺陷

由于部分地方低保制度不健全,无法根据申领人当前的劳动关系状况和生活来源情况进行确定。“以生活方式来评估低保资格”,就是在低保户家庭收入核实困难的情况下,只得对其显性生活消费状况进行考评, 并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考量其家庭收入的结果。这实际上是用新的不公平来掩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缺陷,导致公民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

福利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会侵害低保对象的生存权益

政府把享受低保与剥夺权利捆绑在一起的规定是不妥当的,“限定低保户消费”就已超出了政府的职责范围。行政机关对低保金的审批与发放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其介入低保对象私人领域的机会和频率均大幅增加。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便使非正当行政有了存在的空间。正如《社会保障法》一书中所言,“福利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多,申请人的‘权利’就越少、越弱”。一旦裁量权处于失范和失控状态,必然会漠视甚至侵害低保对象的生存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