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8月3日,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62%”一度成为调侃用词,甚至有人质疑杨宜勇从中获利。5日杨宜勇回应“花一个月完成报告,其间没花国家一分钱。”但学者如果要从荒谬的科研成果获利,其实不只限于向政府讨课题费上。 [详细]
       

为免祸,“大跃进”时全国科研人员“放卫星”

 
     

1958年全国“大放科研卫星”时也不需要官方基金拨款上课题,一样取得“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杨宜勇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回应,2007年,他们就发布了第一份民族复兴报告,5年之后,他和同事花了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份新的报告,其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纯属“业余爱好”。像“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种不是课题也没有经费、由财政供养的专家学者搞的“不花国家一分钱”的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并非仅见。

1958年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和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坚硬,钢铁像陶瓷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

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仅半个月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

南开大学当时的科研也很神速。1958年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4000多名师生,掀起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以上这些项目自然也不消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库、科技部软科学项目部”这些负责官方科研经费的机构里拨款,不过不需要像“民族复兴指数”一样研究好几年,就能达到与之不相上下的“科学程度”。但当时的科研人员如果不放“卫星”,就很可能被打入另册受到抨击。 [详细]

在1958年,科研人员质疑“科技卫星”就是持“反动论调”,最轻也会收到“不可顽抗到底”的警告

1958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提出要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这个高指标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他的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详细]

 

1967年中国曾传扬着一个“特大喜讯”:“经过我国医学家的检查和测定,毛主席可以活到140-150岁。”

     

为地方政府的妄为捧场,可以瞎编科研报告

 
     

2003年何祚庥曾揭露一些地方禁电动车依据的研究报告中“电动车用镍镉电池并占路11平米”纯属虚构

在2003年7月底“北京市科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中科院何祚庥院士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加强自律,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他在会上说,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要出大错?

何祚庥以《北京电动自行车发展对策研究报告》举例。这份报告由某大学和某交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一些地方政府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参考”的“科学依据”即出于此。但其中一些支撑结论的关键数据与事实不符。如报告里提到,北京市电动自行车有30%用的是镍镉电池,由于镍镉电池容易造成重度污染,所以这一报告才会成为一些地方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关键依据,可全国自行车协会曾做过行业调查,结果发现当时在全国各大电动车生产厂家中,还找不到哪家厂商生产过使用镍镉电池的自行车,更不知道这30%从何而来,当然也就谈不上因为使用镍镉电池带来的污染问题。

何院士还提到:“报告里还有一个说法,说每一辆电动自行车占用的道路面积有11.8平方米,骑过电动自行车的人都知道,一辆电动自行车哪里会占到这么大的道路面积?”报告中这个数字的来源,是“电动自行车的车头间距,也就是两辆电动自行车之间的前后运行距离是9.44米,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侧向净空为1.25米,两项相乘得到一辆电动自行车的占用道路面积为11.8平方米。”于是按这个报告一个人骑车就要占用11.8平方米的道路。但实际生活中道路利用率最高的拥挤时段,自行车之间前后距离大约1-2米,大体与自行车车长相当,绝无十平米有余的宽裕空间。 [详细]

 

“电动自行车占用道路面积有11.8平方米”是无稽之谈

为了领导和国家的面子,不惜坚持错误数据

 
     

2002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关键数据在美国“亚洲学协会”年会被质疑“站不住脚”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末只花了上千万人民币、只搞了五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就于2000年10月验收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并对其颁发“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这个研究结果看似光鲜,但其中的数据经不起质疑,戳破了之后“断代工程”的成员还死不认账。

2002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在会议上,美方与会学者蒋祖棣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以同样程序处理的若干碳-14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工程”参与者碳-14专家仇士华对此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中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中方考古学家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否定意见。在场的美方一个教授因此质疑:“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详细]

回国后,与会中方学者立马不承认自己在会议上的表态

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美方的观点也做了报道。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称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比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此事撰文评述的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宗教研究及历史系教授陈宁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与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详细]

死不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关键数据有错是为了圆领导面子和增强民族自信

如此翻脸不认账的原因无他,之前“断代工程”小组的头面人物已经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负责人李伯谦教授在《凤凰大讲堂》第一辑第五期中总结“这个工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第一条就是:“领导重视是‘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重大成果的保证,由两位国务委员任特别顾问、七个部委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代表了政府对‘工程’的支持。”而且李伯谦教授在《凤凰世纪大讲堂》还强调“领导的作用是找钱,专家的作用是花钱找结果。”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2000年11月9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新闻发布会还说“这一成果必能巩固和增强我们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自信心”。 [详细]

 

2012年6月,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报告简本发表十年后仍无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学者搞出荒谬错误的研究成果就只是为了骗科研经费,科学家哪能全都掉到钱眼里去呢?避祸、捧场、阿谀长官,都可以用“研究成果”来搞定。就算标榜“不花国家一分钱”的“民族复兴指数研究”,2005年不也要“向高层汇报,得到的反馈是低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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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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