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媒体报道湖南邵阳目前约有千名“市容监督员”代替城管“执法”。这些监督员不穿制服对违章停车罚款。罚款上缴区财政后80%返还给他们。分析城管服务外包现象,不能仅是局限于是否违法,而应置于城管扩权的背景下考察,城管形象口碑不佳,为什么还被赋予更多的权力? [详细]
       

管的越来越多

 
     

城管设立之初只是临时机构,既无固定编制也无固定人员,领导检查前还要负责捡垃圾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盛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即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许多城市陆续成立城市管理机构,于是最早的城管开始出现。最初的城管人员,多由各部门抽调或多是些临时人员,设置城管部门多为地级市以及市一级城市。城市管理部门,当时还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既无固定编制也无固定人员。

比如,南宁于1984年成立城市建设管理大队,仅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城管大队成立之初,主要责任就是在上级检查组前来之前,开着摩托车去街上巡逻,驱赶路边摊贩,同时负责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 [详细]

环保部门管的,城管可以管;建设管理部门管的,城管也可以管;操作有难度也不科学

对损坏、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原本是属于建设管理部门,但根据2003年《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被划分到城管执法部门,可由于城管执法部门对前期工作信息缺乏了解,在执法实践中对是否构成违法行为,以及是否应作出行政处罚难作出判断,最终还是得由建设管理部门来裁决。

还有比如查处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要求进行夜间建筑施工,造成噪声污染的违法行为,原本按照《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这属于环保部门的职能,但是后来也被划转到了城管执法部门的职能中。将这一单独的职能划转到城管执法部门,在实践中也同样并不科学。因为对于确实需要在夜间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作业前向所在地的区县环保部门提出申请,环保部门收到申请之后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但是城管执法部门对这一环节往往不能及时了解,因此对施工单位从事夜间建筑施工是否经过批准或者批准的时间是无法及时掌握的,造成城管执法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在操作上难度较大。 [详细]

广州城管的执法权限12年内增长近4倍,处罚项目从64项暴涨到232项

2011年10月实施的新《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将29项新执法职能划归城管部门,城管的行政处罚权达232项,涵括市容环境卫生、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市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燃气管理、水务管理、建设工程管理、人民防空、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养犬管理等12个方面。而依照1999年的旧细则,广州城管的执法权限只有64项,12年间翻了近两番。 [详细]

北京市从2002年到2008年,城管处罚权由8个领域扩充到13个,其中4个领域独立承担

在城管工作的具体贯彻中,尽管各地细规不一,但总趋势却是权限不断扩充。以北京市为例, 在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2] 17号文件) 通知后,北京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决定》(京政发[ 2002] 24 号),规定其执法范围包括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城市河湖管理等8个方面。

到2004年,北京市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处罚权的通知》(京政发[ 2004] 3号),又扩展了两项处罚权:一是对非法从事出租汽车(含旅游客运汽车)、小公共汽车和人力三轮车管理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二是对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2007 年,北京市再出规定,《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于2008年1月1日实施,该《办法》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将城管处罚权限法定为13个领域,其中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公用事业和城市节水四个领域的处罚权由城管独立承担,剩下的处罚权则由城管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分担。  [详细]

 

《城管来了》讲述的是作为一名城管队员,作者在执法生活中的日常见闻,比如在城管执法中暴力执法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路边小吃摊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秘密;还有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囧人囧事。

     

罚得越来越狠

 
     

赋予城管的权力只限于扣押登记,但不经法院批准没收财物、强拆房屋城管都有份

2002年中央编办出台《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的意见》,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模式在全国得到推广,相应的城市管理部门建立起来,流动商贩目前就主要由这些部门管理。《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赋予城管的权力只是扣押的权力,这只限于登记保存,但很多地方的城管都在没收财物,而且根本不向法院申请执行。 而整治违法建筑,事实上也不必通过赋予城管现场查封权来进行。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对违法、违章建筑处罚的部门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而在司法强拆过程中,查封或者强拆理应由法院决定。 [详细]

小商小贩乱摆摊设点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城管可以强制罚款500—5000元不等

在各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几乎都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堆物堆料、摆摊设点,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如果单从市容市貌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规定没有多大问题。但这些“乱摆摊设点”的“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与“临街的商业、饮食业等行业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的情况相比,反而却要被罚得更重。

比如《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乱摆摊设点”的人给予“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而对“临街的商业、饮食业等行业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的情况,却给予“责令改正,并可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处罚的手段和幅度都明显低于前者。 [详细]

城管的罚款公式:西湖景区养一只鸡罚118元,多养一只鸡多罚98元,还被称做执法严明

2007年12月,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西湖景区大队制定并实施了《(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行政罚款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以下简称为《规则》),根据该《规则》则另辟蹊径,采取了“罚款公式”的控制方式,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27条和第54家禽家畜,若违反规定则处以20一100元罚款。而依据条规定,风景区禁止饲养《规则》确定的新裁量公式,罚款数额二最低额+自由裁量度x(家禽数量/10只),即执法人员口中所说的“养一只鸡罚118元,然后多养一只鸡多罚98元,养10只鸡罚999元。”而 这种“公式形式”,居然因为可以根据不同的违法行为和情节直接算出精确的罚款额,而被认为是几乎剥夺了裁量的空间,减少回旋余地的好方法。 [详细]

城管“钓鱼执法”,不亮明真实身份,诱导对方违规,当事人最终自断手指来求清白

在查处违法行为和作出直接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城管往往并没有完全遵守法定程序,执法的随意性比较大。例如,在执法过程中,不主动表明身份,不出示执法证件;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履行告知义务;不愿听取违法当事人的辩解和陈述,直接依据现有事实作出处罚,甚至在当事人申辩后作出较重的处罚决定;扣押物品后不按照执法程序开具暂扣物品文书或者以其它白条代替;没有填定预定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扣证扣照;不及时收集证据,甚至先处罚后取证;不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听证会的举行不规范等等。

引起轩然大波的“钓鱼执法”事件中的核心就是行政执法的程序性问题。2009年10月14日,浦东新区发生了原南汇城市交通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在查处一起涉嫌非法营运的案件中,对驾驶员孙中界非正常执法取证的事件。事件发生之后调查发现,该案件中在上海闸航路上搭载的男子陈某某并非普通乘客,在当天整治非法营运的行动前,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名负责人就将执法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另一名社会人员蒋某某告知了陈某某。当晚8时许,在闸航路185号附近,原南汇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将陈某某搭乘的由孙中界驾驶的面包车截住,并以涉嫌非法营运的名义暂扣了该车,孙中界当晚回去后,自断手指以表清白。后经核实,“钩住”孙中界的陈某某是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一名“钩子”,而告知执法情况的蒋某某则是其“钩头”,显然本案中的孙中界就是他们要钓的“鱼”了。[详细]

 

2011年05月09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俊峰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腐败越来越重

 
     

城管作为“地方部队”缺乏中央财政支持,有“乱收费、乱罚款”弥补经费缺口冲动

城管“在中央无部委、省里无厅局”,纯属“地方部队”。正是由于城管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独立机构当家做主,只能依靠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央编办两部门推进,使得各地的城管归属也非常混乱,至少就有八种模式:有的挂靠在建设局(如河南省济源市),有的挂靠在规划局(如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局,但挂在建设局(如山东省青岛市)等等,情况十分复杂。

由于缺乏上级对口执法机关,城管在自身设置和行政执法中都缺少严格规范的监督制约: 根据有关法律,省一级政府的厅、局等部门的设立,必须由本级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然而很多地方城管局成立并未经过这一程序。城管的体制不顺、编制不明确,直接影响到经费的来源。按照国家相关立法,行政执法实行“收支两条线”,其罚没收入全部上缴、行政支出由财政全额拨付,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领导重视程度的差别,一些地方城管行政执法的经费往往得不到保障,日常工作难以开展,一些地方的城管为了生存,维持正常运作,不惜以费代罚、创收补费、罚没提成等“乱收费、乱罚款”来弥补经费缺口。[详细]

“高官贪大头,小官贪小头”,广州城管委成立3年27人涉腐败,涉贿金额近千万元

广州市城管委成立以来,该系统“落马”或受处分的27人中,上至市城管委副主任,下至街道城管执法队员。级别最高的是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此外,区城管局局长4人,区城管局调研员1人,区城管局科长、主任2人,街道执法中队长、教导员10人,区城管局科员(主任科员)2人,其余7人的身份、职位尚未披露。全市12区市中,越秀、天河、海珠、荔湾、黄埔、白云、花都、番禺8个区城管系统皆有犯案。据部分已公开案情统计,这些“落马”人员涉及收受财物金额超过955万元。

“高官贪大头,小官贪小头”在城管系列腐败案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中,广州市城管委原副主任张建国因插手环卫设备采购和保洁招标,涉嫌收受贿赂人民币300多万元,数额居众人之首。白云区嘉禾街执法中队中队长伍金友用查控“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当地违建人员赠送的钱款5万元,在因违建牵出的受贿案中,算是数额最小的。其中也有1/3人数因失职、渎职被处分,没有查出受贿事实。.[详细]

城管“拆违”大权在手,违法建筑只要送钱就可重新开工,因违建贪腐而被查的城管频出

2009年6月,广州市中级法院审判了白云区永平街城管中队长罗慕森案。在罗辖区内的违章建筑,即使领到《停工通知书》,只要送钱就可以重新开工,2008年酿出“3·11”违建工地塌方致四人死亡的重大事故。罗慕森后因受贿45万元人民币和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在广州之外,仅从目前公开资料可以检索到的因“违建”贪腐而被查的城管还包括:2012年3月,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检察院通报,该区太平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多位违建当事人索取钱财,共计300余万元,15人因受贿被立案侦查;2011年,安徽省明光市检察院通报,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办公室副主任汪克军、市容中队中队长石永林、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董丰等人因“放任违建不管,相互联系,相互说情,大肆收受他人贿赂”;2010年,武汉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武汉市城管局拆违清障处副处长黄祥斌被查出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1.3万。[详细]

 

武汉市首个城管武装部于8月1日上午在汉阳区城管局成立。率先成为全市城管战线中的“特种兵”。战时,可负责组织带领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城管背负的骂名越来越多、舆论争议越来越大,但却因为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所以还是深受上级领导信赖,于是进一步促使更多的职能职责、执法权限向城管部门倾斜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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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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