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掏鸟判10年,贪官判12年

拿贪官类比掏鸟并不严谨,但这反映了人们一个朴素的正义观:捕猎野生动物的刑罚为何如此不近人情?实际上,中国野生动物犯罪所配置的刑罚,不仅与《刑法》其他法条不平衡,其严厉程度也是冠绝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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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leRecall 作者:黄童超

“大学生闫啸天掏鸟被判10年半”一案几经反转,随着案件细节被不断披露,许多野生动保分子、民间科普网站开始异口同声地指责媒体无良,声称闫啸天掏的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按照现行法律,被判10年半并不冤。但在看似合理的量刑背后,其实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层面的刑罚失衡。

闫啸天捕猎16只燕隼,依照现行法律,数罪并罚判10年半并无不妥。

闫啸天触犯的法律之一是1997年《刑法》第341条第一款的“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该法条完整表述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由于该罪描述模糊不清,2000年时最高法院不得不对该罪做出解释,“珍惜、濒危野生动物”是指:中国国家一级与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其中,燕隼(隼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捕猎、出售10只以上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闫啸天明知是燕隼,却捕猎了16只,出售了10只;此外闫啸天还收购了1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凤头鹰”。

根据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当前的10年半有期徒刑,已经是法院从轻处罚的结果,量刑基本恰当。但许多普通人仍然以朴素的正义观质问,为什么区区一个“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罪名,要设置最高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单个有期徒刑最高15年)?为什么云南副省长沈培平受贿1615万,却只判了12年?

法院判决争议不大,但背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刑罚十分严苛,与《刑法》其他法条轻重不协调,人们认为“不公平”并没有错。

拿野生动物犯罪和贪官经济犯罪作比较不太严谨,但人们的直觉并没有错。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过于严厉,人们感到的不公平,其实是“刑罚体系配置”出现了失衡。

大学生闫啸天所犯的“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刑法》中属于第六章“妨碍社会秩序管理罪” - 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底下共有15种罪名,整体主刑本来就偏低,例如“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最高仅仅只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最高也只是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最高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达有期徒刑上限15年),就远甚于其他环境保护罪的法定刑,过度夸大野生动物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刑罚轻重关系极不协调。

此外,《刑法》第151条第二款为“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配置了无期徒刑(之前最高为死刑),更是和闫啸天所犯的“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最高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差了一大截。两者破坏的都是珍贵野生动物资源,有时只因发生地点不同,就要遭受悬殊的刑罚。

由于此前携带6根象牙入境,单身母亲姜某触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CFP

中国的刑罚体系失衡,不仅体现在野生动物保护vs相似环境保护法律的失衡上,更是体现在野生动物保护vs其他法条之间的失衡。包括律师沈彬在内的诸多学者指出,《刑法》第341条第一款“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法定犯”,它不同于“自然犯”。“自然犯”是杀人、犯火、强奸、抢劫、盗窃这些通过常识就能辨别的犯罪类型,而像野生动物犯罪这种“法定犯”,则需要借助专业法律知识才可判断。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说法,“法定犯的违法程度一般要轻于自然犯的违法程度。”

《刑法》第341条第一款“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杀害野生动物这样的“法定犯”,拥有最高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而像《刑法》第233条“过失杀人罪”这样的“自然犯”,最高也只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台湾的“野生动物保育法”出现了相似的问题。学者方良指出,台湾“野保法”的罚则是亚洲较为严厉者之一,甚至比台湾其他法令都还要严格。台湾“刑法”规定,过失致死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野保法”却规定捕猎、宰杀保育类野生动物将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常业犯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立法者在考虑该如何给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时,均没有考虑整个《刑法》的刑罚体系配置,将野生动物犯罪凌驾于人类间暴力犯罪之上。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刑罚配置,全球最为严厉,绝大多数法治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追求轻缓的自由刑+高昂的罚金刑。

根据陈晓萌《论刑罚结构改革》中的统计,截止到2006年,中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法定最高刑在5年以下的罪名只有109个,法定最高刑超过10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则有148个,这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中国《刑法》中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立法(如上述《刑法》第341条与第151条),属于不折不扣的重刑主义。

尽管中国还没有涵盖所有动物的保护法,但从绝对刑罚配置来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之严厉程度绝对是冠绝全球。全球绝大多数法治国家都不追求野生动物保护的严刑峻法,处罚大多为较为轻缓的自由刑+高昂的罚金刑组合。西班牙破坏动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为“6个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类似的还有芬兰、瑞典、法国等),并处8个月到24个月工资的罚金。此外西班牙设置资格刑,西班牙刑法典第337条还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可对犯罪人处3年到8年不得狩猎、垂钓的处罚。德国刑法典第29章“危害环境”规定,猎杀、捕获《联邦自然保护区法》保护的动物,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只有“持久损害濒危灭绝的动物或植物”这种极端情况,才处以6个月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从相对本国的刑罚配置来看,西方法治国家都不会出现“人不如鸟”的立法状态。例如,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的自由刑仅为最高1年有期徒刑,同时可以处以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罚金刑(组织若犯法,罚金将高达20万美元),这反映了美国对待动物一贯的态度。再比如《候鸟条约法》(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违法者可能面临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属于“轻罪”,并处罚金最高5000美元(组织最高罚1万美元);严重违法者面临最高2年有期徒刑,属于“重罪”里的较低档,并处罚金25万美元(组织为50万美元)。除了联邦层面,各州对野生动物保护制定的刑罚,也大多为不超过1年的有期徒刑。

确保动物保护法与五大刑法典之间的平衡,是澳门立法会2015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澳门立法会拟将残酷虐待动物刑期由3年减至1年,遭到澳门动保人士反对。立法会主席贺一诚表示,虐待动物3年刑期相当于澳门严重伤人案件的处罚,不应该对虐待动物采用等同伤害人类的罚则,“本澳有完善的刑法典,对于每一罪行及行为都有不同的判决及刑罚,不可因虐畜事件引起民愤太大或社会的极度需要,便用太多单行法律建立严格的处罚制度,否则会破坏本澳刑法的平衡及制度。”(需要注意:澳门这是反虐待动物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有差距,中国目前没有针对反虐待动物的法律。这里关注的是“平衡刑罚”的立法思路)

鉴于中国野生动物犯罪的尴尬执法现状,一味地追求严刑峻法,并不能对改善野生动物保护起到多大作用。

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上严苛,执法效果却差强人意,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在2014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报告》中指出,中国难以充分地实施大规模针对个人的执法行动,因为大多数个人的违法行为都难以察觉。美国休斯敦大学城中分校的PETER J. LI指出,执法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十分弱势,缺乏预算和人力资源。在2004年中国有2194个自然保护区,占到中国领土的14.8%,但政府只雇佣了28392人,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只有12.9人来管理。

英国的执法效率也面临着问题,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数据分析表明,在平均每500件实际发生的“[伤害]鸟类”事件中,只有36件的犯罪者被起诉。英国有许多尽心尽责的专业执法人员,但监控野生动物犯罪,还是主要采取了人员兼职的模式,并且大量依赖非政府组织(NGO)的帮助。这是因为,在英国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中,野生动物犯罪被看作一个边缘的环境问题,它的优先级要低于其他主流刑事司法问题。

就如同中国的动保者坚称决不能降低野生动物犯罪的刑罚,英国的动保组织希望能提高英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定刑。但2012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法学专家安格斯•纳斯(Angus Nurse)指出,如果不保障执法效果,一味地提高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刑罚并不能对改善野生动物的保护起到多大作用。通常来说,人们相信如果刑罚足够严厉,并且被逮捕/被判刑的可能性是已知的(例如公开逮捕率和一些严厉惩罚的例子),“理性罪犯”就会选择不作案,这种“威慑理论”也主导着野生动物犯罪。

但实际上,在野生动物犯罪中,这个“理性罪犯”认识到被逮捕/判刑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威慑作用”就会开始失效。让“不幸”被逮住的罪犯坐牢也许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但其效率低下是有据可查的,它唯一的好处可能只是让特定倒霉的罪犯暂时丧失了伤害野生动物的能力,却无法阻挡源源不断的新犯罪者。

参考资料

潘惠云.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刑法完善, 2015

牛忠志. 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 2013

张明楷.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 2013

陈晓萌. 论刑罚结构改革, 2012

吴献萍. 比较法视域下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完善, 2012

林铭昌,黄琼瑶. 由经济观点探讨野生动物之保育, 1998

Charu Sharma. "Chinese Endangered Species at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a Critical Look at the Current Law and Policy in China", 2005

Angus Nurse. "Repainting the Thin Green Line: The Enforcement of UK Wildlife Law", 2012

DLA Piper. "Empty Threat: Does the Law Combat Illegal Wildlife Trade? ", 2014

Peter J. Li. "Enforcing Wildlife Protection in China", 2007

题图:David Hiser. "Scientist checking osprey chick (Pandion haliaetus) in nest, USA." GettyImages.

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刑法》第341条第一款,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罚体系
分为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与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中国的刑罚体系是指,《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并按照刑种轻重程度组成的序列,分为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与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全球来看,中国的刑罚体系毫无疑问倾向重刑化。此外,西方法治国家大多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属于《刑法》第6章第6节,共15条。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位于《刑法》第6章第6节,包括过失污染环境罪(最高7年)、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最高15年)、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最高15年)、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最高3年)、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最高15年)、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最高15年)、非法狩猎罪(最高3年)、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最高5年)、非法采矿罪(最高7年)、破坏性采矿罪(最高5年)、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最高7年)、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最高7年)、盗伐林木罪(最高7年)、滥伐林木罪(最高7年)、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最高7年)。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刑法》第151条第二款,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刑法》第151条第二款规定,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又根据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该罪最高量刑从死刑降为无期徒刑。
法定犯
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
法定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通常为违反行政、经济管理法规的犯罪行为,捕杀野生动物是典型的法定犯。根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的解释,自然犯的违法性容易被一般人认识(不借助法律便可认识),法定犯的违法性可能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法律来认识)自然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法定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
自然犯
强奸、杀人、放火是典型的自然犯。
自然犯是指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如强奸、杀人、放火等。根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的解释,自然犯的违法性容易被一般人认识(不借助法律便可认识),法定犯的违法性可能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法律来认识)自然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法定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
自由刑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都属于自由刑。
自由刑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自由。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都属于自由刑。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配置的自由刑较低。
罚金刑
罚金刑强制犯罪者缴纳一定数额罚款。。
罚金刑强制犯罪者缴纳一定数额罚款。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为许多针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都是处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实施,在处罚上也应当针对经济利益的特点而配套实施罚金刑。
  • 1979年
    79年《刑法》的第130条规定了非法狩猎罪,首次规定破坏野生动物的犯罪。
  • 1980年
    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 1988年
    中国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年底才批准了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 1997年
    97年《刑法》新增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该罪最高可判15年。
  • 2000年
    最高法院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具体解释,明确什么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 2004年 - 至今
    2004年与2008年分别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做过两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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