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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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社交网络上曝光一起女实习生遭男记者性侵的事件。目前案情仍在调查中，但与往常一样，不明真相的围观者首先谴责受害人行为不检点，成功给受害者带来了二次伤害。

这类画风诡异的“责备受害者 ”言论，除了空洞的法律条文执行力太弱和社会阴暗心理的作祟，执法机关与中间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抹黑受害者。

尽管2005年，禁止性骚扰就已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2007年开始地方相继出台各类条例。但空洞的法律条文与地方条例依然没有遏制“责备受害者 ”文化的存在。

这次女实习生案件发生地广州，是中国最早出台有关性骚扰地方条例的省市之一。同样在广州南部的一个工厂里，据彭博社2013年的调查，有超过70%的女性工人遭遇过工作场所内的性骚扰，10%的女工收到过强制性行为的要求，15%的人曾经在遭遇性骚扰后告知警察和公司主管，最终因无人问责而被迫更换工作。

广州南部工厂里女工。/Bloomberg

可见严令禁止的法律条文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威慑力，同时执法机关和企业雇主也患上了“沉默病”，多选择劝阻当事人协商解决、息事宁人。

2012年赫芬顿邮报曾梳理中国多起性侵案件发现，受害人诉诸正义无门，最后都是不了了之。2012年5月，贵州毕节阿市乡中学的女教师周琴遭当地国土局官员王忠贵性侵，第二天向当地执法机关报案却被驳回，当地执法人员甚至爆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的惊人语录。周琴无奈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网络上，后迫于舆论压力，当地执法机关刑事拘留了王忠贵两个月后释放。

仅靠舆论压力，最终也无法将施暴者绳之以法，这足以解释中国性侵案件中为什么超过半数的人选择沉默，超过三分之一选择拒绝提出申诉。

求助于网络，是性侵受害人在现实中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但女实习生性侵案件公开后，指责受害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声音再次出现了。他们甚至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受害人是不是也享受了这场暴力中的快感。

“为什么不反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源于一种叫做“责备受害者 ”的心理，上世纪6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第一次提出它时，意指那些喜欢站出来责备受害者 的人，是一群相信世界绝对公平、一切都由自己掌控的自大狂，当他们发现自己越插不上手、越无力改变事实时，对受害者的责备越无理。简单来说，他们就是现在活跃在社交网络上抨击女实习生“没有管好自己”的键盘侠，通过增加对别人的谴责来满足自己内心脆弱的“公正世界信念”，而这种信念在理想与现实差距越大的社会中存在越多。

2005年3月16日，伊朗儿童性侵、连环杀手Mohammad Bijeh被处以绞刑。/Reuters

2016年海外留学生冷梦梅遭其姨夫性侵后被杀，几天后警方在100公里外的喷水口被发现了她的尸体。而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冷梦梅的照片和私人信息被四处转发，这起发生在澳洲的性侵杀人案件却变演变成了“富二代活该”的典型。虚拟的“仇富心理”，掀起对受害人“行为不检点”的大肆猜想。在悉尼新闻发布会上，冷梦梅的母亲不得不哭着哀求，停止谣言对其家人的二次伤害。

幸好中国网友的言论对澳洲法庭丝毫没有影响，性侵和谋杀依然是法官关心的重点，目前冷梦梅的姨夫Derek Barrett受到的指控又新增了27项。相比于此，中国的执法机关与中间机构往往在“无意间”参与责备受害者 。

男记者性侵女实习生案件中，受害者已经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反抗。相比与事件中精神清醒的女实习生，美国校园中多数性侵害发生在酩酊大醉的派对之后，受害者往往失去意识更无反抗之力，但这并不影响司法对受害者的保护。2004年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学生Laura Dunn就是其中之一，在她意识到性侵发生后，担心别人谴责她自己受酒精影响受罪活该，选择了沉默。十五个月后，课堂上一位教授鼓励受到性侵害的学生都要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所有学校管理部门对性侵案件负有特殊义务：必须公开所有的校园暴力罪行，有公众监督处理。

1980年，Jeanne Clery一家的合影。/ clerycenter.org

这一校园规定来自1986年4月的一桩惨案。19岁的大学生Jeanne Clery是利哈伊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在宿舍被陌生男同学强奸乃至残忍杀害。Jenny的父母花费毕生力气推动立法，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强制学校公开在校园内发生的所有罪行，以维护学生的权益。1990年美国通过了这一《校园公开法》，又被称作“Jeanne Clery”法案。

同时Laura Dunn最终勇敢站出，与美国公益组织公共诚信中心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合作，推动了《妇女性侵法案》在2013年重新获得授权。而Dunn迄今一直致力于游说白宫与美国教育部，增强防范校园性侵的条款。

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性侵案中女性受害人同样积极回应，对非暴力强奸案中“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标准一直在降低：只要受害人不愿意，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她，否则必要受法律惩处。只要反抗是受害者的真实意愿，即使没有暴力行为同样可以认定为非暴力强奸罪。降低标准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受害妇女一方，如此在认定强奸时，被害妇女没有责任证明自己进行过反抗，甚至在遭遇到强奸威胁时，可以选择不反抗以免遭受更严重的侵害。

除了对女实习生“为什么不反抗”之类无端责备，好事者还翻出受害人在澳门旅行时的开房记录，指责其私生活放荡。难以想象，一位出门旅行的女大学生不住宾馆，难道要去睡大街？这类试图指责受害人天生行为不检点的“荡妇羞辱 ”，早在上世纪美国司法就用判例证明，在法庭举证中根本不起作用。

在多起判例中，美国法官都拒绝了涉及受害人私生活隐私的提交请求。例如1998年，Rodriguez Hernandez受公司高管强迫忍受客户的性骚扰，将自己所供职的Occidental公司高管Edwin Miranda-Velez告上法庭，请求赔偿。被告在初审阶段就火速提出要公开原告私生活放荡的证据，但法庭拒绝了这一请求，当庭法官认为，原告在工作场所外的道德品格、婚姻、生活状态与“遭遇性骚扰”本身无关。

2016年5月10日，印度新德里一名只露出眼睛的性侵受害者。/Reuters

法官摒弃“品格类证据”的根源，就是美国国会1978年《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经过不断修订，精简后规定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以前的性行为甚至各种性癖好等品格类证据，都不能作为证据为施暴者辩护，除非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性侵行为的施暴者另有其人。这一条款又被称作保护受害者的“强奸盾牌条款”。

对受害者来说，执法机关是诉诸正义的最后一道救济，但中国法院似乎并不愿意站在受害人一方。2015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近3年以162名被告人、共151起强奸案件为研究样本，称“抽烟喝酒女子更易成为强奸对象”、“被害人穿着暴露等夸张行为也增大成为受害目标的风险”，这无异于再说，发生性侵事件受害人也有责任。

而这家首都法院的研究报告与国外的众多研究成果大相径庭。2009年英国电讯报曾报道了英国心理学会研究者Sophia Shaw的一篇文章，标题十分扎眼“科学家说，衣着暴露的女性更容易被强奸”。这篇文章发布后立马被英国卫报打脸，卫报记者Ben Goldarce直接致电作者Sophia Shaw，结果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Shaw的研究发现，不管是迷你裙还是酒精，与是否会发生性侵根本没有相关性。20天后，电报重新刊登了一则致歉说明，并撤下了扭曲Shaw观点的文章。

Katherine Cambareri所拍摄的性侵事发时受害者所穿的衣服。/Huffintonpost

与此同时，美国阿卡迪亚大学的摄影师Katherine Cambareri拍摄了众多女性在遭遇性侵时穿着的衣物，球鞋、T恤、牛仔裤……这些衣着普通的姑娘们同样遭遇了不幸。

因为对施暴者来说，暴力可以解开任何一件衣服，而且熟人犯罪的概率远比陌生人大。据2005年美国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强奸案55%发生在情侣和配偶之间，41%则属于熟人作案，陌生人犯罪率仅占4%，“在大街上偶遇衣着暴露者”不过是强奸犯捏造的借口。

在中国，类似男记者性侵女大学生这类非暴力强奸行为往往会被归为“诱奸”。这在英美法律中，诱奸罪( seduction) 属于性犯罪中的一个具体罪名，在美国有些州的司法实践中，即使受害人同意，只要存在诱惑手段就可以告发诱奸罪。

2016年6月12日，保罗•哈里森高举标语：“强奸就是强奸。”/Reuters

但“诱奸”一词并非中国法律中的专业术语，目前只是民间的一种俗称，意指受害人与施暴者存在某种利益交换而发生的性行为。非冒充国家公务人员或宗教迷信的施暴者，“诱奸”14岁以上成年女性并不在法律惩处的范围内。在中国司法中，诱奸甚至算不上强奸罪，施暴者往往以行政惩处告终。

2014年7月12日，原厦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春明曾因“诱奸女学生”被厦大历史系停职。厦大通报情况属实后，吴春明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正是靠“诱奸不属于强奸罪”成功逃脱法律惩处。一年半后，吴春明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再次恢复了其“学术标杆”的形象。

同理，女实习生性侵事件中，“责备受害者 ”的好事之徒把其中的金钱往来当作诱奸的“铁证”，等同于协助施暴者逃脱强奸罪的法律惩处，纵容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