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搞旅游经济,跟脱贫没有一毛钱关系

扶贫旅游经济中,贫困人口被隔离在外,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和目标,低成本开发当地旅游项目,贫困县政府与承包商增收,已成为地方政府敛财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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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leRecall 作者: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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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来,从安徽南部、湖南东部、云南大理等地,开始大面积推广“扶贫旅游”政策,开发民族特色景点、生态风光、农家乐,大批东部地区乃至超过40%外国游客涌入内陆贫困县。原本贫穷落后的村庄,被包装成里的原生态景点。但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运动,本质上却与脱贫无关。

中国的“扶贫旅游”模式继承了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核心在旅游,顺便扶个贫。当地政府一手操控经济职能,申报旅游开发项目及资金,招来旅游项目承包商直接与政府签约,民间公益组织和贫困人口只能在旅游业最外围分一杯羹。

中国的“扶贫旅游”与国际上通行的旅游扶贫策略相去甚远,“引入”到中国的贫困县里,则变成了政府解决脱贫的救命稻草。

众多学者吹捧中国的“扶贫旅游”计划时,总喜欢援引国际上流行的PPT (pro-poor tourism)策略,即援助贫困的旅游发展策略。1999年4月,最初由两位英国研究者Deloitte和Touche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报告中提出,核心观点是旅游业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更重要。他们抽取了1990年至1997年间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数据发现,旅游业能对这类国家的GDP贡献2%以上,外国游客带来的旅游收入能占到出口收入的5%。因此他们提出了帮助贫困人口从旅游经济中争取利益的PPT 策略,以“贫困人口总收入占当地人口总收入的份额”为指标,衡量贫困人口在旅游经济中的受益情况。

PPT在一些旅游国家确实成功过。例如在南非,当地政府与NGO、私营企业合作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培训当地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在肯尼亚,甚至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的旅游企业都要有部分股权为肯尼亚人所持有,保证了当地人能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2002年南非Sabi Sabi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度假村里工作的大部分是当地的贫困群体:76%的员工来自当地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75美元至325美元之间,占到当地人口收入总额的70%。而根据英国帝国理工国际发展教授Gordon Conway的调查数据,2003年南非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日薪在1美元以下,生态旅游景点里的部分贫困人口在PPT的帮助下悄悄地脱贫了,甚至成了高收入群体。

2014年10月16日,两名工作人员走进福建省扶贫开发重点县政和县政府大楼。/视觉中国

PPT并非万能药,即便是在PPT成功推广过的国家,贫困人口从中获益也总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者Klytchnikova和Dorosh以早先采纳PPT的巴拿马为样本,分析了平均家庭收入的来源:在巴拿马科隆区,63%的家庭收入流入城市非贫困居民家庭,仅有20%由贫困家庭获得;而在奇里基省,贫困家庭收入占到总份额的19%。这一获益率相对其他执行PPT 的旅游国家,并不算低。2007年,英国国际发展署 Mitchell和Ashley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旅游经济即便是在最好情况下,贫困家庭从其收益链上获得的所有收益,最高也只能在20%到33.3%之间。

在中国贫困县引入的“扶贫旅游”策略,基本由县级地方政府和项目承包商主导,没有NGO和私营企业参与的份儿,贫困家庭的收益只能更低。辽宁大学研究者郭舒以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六个的贫困县为样本,研究贫困家庭在旅游经济中的受益情况。其中,贫困家庭受益最高的在吉林安图县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地游客每花100元有14.74元流入当地贫困家庭,而最低的黑龙江甘南县只有6.21元,三分之二的贫困县收益率在10%以下,扶贫旅游的“扶贫”效果被远远高估了。

不仅扶贫效果差,在中国粗放式的旅游产业化中,地方政府一边抹去了原先民族文化中的特色,一边随意开出旅游致富的空头支票。

在“扶贫旅游”政策效益低下,不仅是贫困者的脱贫期望实现不了,牺牲的还有他们因贫困落后而留下的原始文明。在“扶贫旅游”政策提出后,贵州省雷山县政府效仿大理等地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把苗族新年活动彻底改造成了一个商业旅游项目。政府清除了活动中与宗教相关的部分,甚至为了配合游客的旅游高峰期,把新年时间统一挪到了11月初。为了当天的活动,县旅游局从各村落召集了2000多个村民,经过几个月的日夜排练,得以在游客面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表演。游行表演时,当地其他村民只能在远远的山坡上围观。游客所见的民族文化景观,在日复一日的表演中,也距离当地苗族人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

2012年01月27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苗族新年祭祀活动。/视觉中国

除了节日仪式上的改造,商业化后的苗族新年成了当地政府最重要的赚钱工具,原本的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平等参与收入分成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从前的农耕收入。根据雷山县2001年的年报,2000年雷山县接待了超过2万名游客,旅游收入近150万,而当地居民的收入分成仅2万8千元。2000年底苗族新年节日第一次成功举办后,当地县政府马不停蹄从银行贷款150万,决定继续开发雷公山风景区,村民们听到这一计划之后,放下农活儿,为以后吸引更多游客苦练游行表演。此后三年,建雷公山风景区一直是张空头支票。

与贵州苗族所遭遇的类似,中国最热衷与扶贫旅游的贫困县都集中在少数民族村落,它们占据了中国旅游资源43.4%。因少数民族自身条件的限制,粗放式的旅游开发只会导致少数民族的参与度更低。

2009年,中国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王辉等人对新疆喀纳斯、禾木以及白哈巴村三个村落的村民生存状况,印证了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研究者Cevat Tosun在2000年提出的观点:“发现开发这些贫困村落旅游经济的设计者,几乎没有考虑如何让当地村民参与其中,村民靠自身更没有参与其中的旅游知识和基本服务能力。”王辉等人发现,新疆这三个村落80%以上村民的家庭收入仍靠畜牧,其中白哈巴村村民参与观光服务的比例为0,60%的村民能参与的在路边卖切糕给游客。但王辉的调查数据同样显示,三个村落75%的村民都有学习汉语的意愿,便于与汉族游客沟通,而学路无门。因此,当地旅游业的获益者依然是来自外地的住宿、餐饮业承包商。

2006年11月10日贵州省雷山县,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苗族妇女参加在新年游行。/AP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只有15.4%的喀纳斯村民以及更少的禾木村民、白哈巴村民对成为旅游业的管理者感兴趣,而更多的人只想在其中承担打工者的身份。当地村民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年龄偏大,他们依然只能、也只会选择最底层的工作。人被逼到只能选择贫穷,是印度经济学家Amartya Sen所认为的贫困的根源:“贫困收入低只是表象,根源上是基本能力被剥夺。”他所指的基本能力,包括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所处社会阶层流动的权利等等,这是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源,而扶贫旅游并不关心贫困人口本身。

在这种剥夺式的“旅游扶贫”政策下,并没有人关系贫困人口是否真的“脱贫”,参与旅游经济却只能从事底层劳动,甚至因自身条件限制只能充当经济数据中被“脱贫”的围观者,想要接受新的教育或技能训练,却寻路无门,贫困县里的边缘者只会在旅游高峰短暂的繁荣后无奈返贫。

扶贫旅游经济中,贫困人口被隔离在外,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和目标,低成本开发当地旅游项目,贫困县政府与承包商增收,已成为地方政府敛财新工具。

与其他旅游项目开发不同时,贫困县里的中国式旅游经济,从一开始的定义就是“产业化”,也就是大规模、批量化旅游项目,往往是一个县里的项目开发成功了,立马做成范本,复制给下一个县。而相比其他经济投资方式,旅游项目开发成本低、回报高,带来经济成效也与当地政府政绩工程直接挂钩。

近期因一条收费公路而名声大噪的张北县,同样是“扶贫旅游”大军中的一员。人均门票50的“草原天路”,因经济落后而得以保留的原始风貌,反而变成贫困县珍贵的旅游资源。2014年,张北县政府直接向北京宏美龙脊旅游发展公司购买服务,开发“草原天路”等系列景区,现今公路收费则是旅游公司特许经营下收回成本的方式之一。

2012年4月26日云南文山州西畴县,4位村民花了6年时间修通5公里山路。/视觉中国

草原天路”事件曝光后,张北县政府紧急澄清,所得门票收入全归政府财政收入,呈现了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利益循环链。地方政府给旅游公司投钱开发旅游项目,钱原本是本地居民缴纳的各种税和行政费用,公路建成后又把外地游客的门票费收回政府口袋。

此外,“以收费解决拥堵”也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即便是在中国著名的景区,从现有景点门票收入的去向看,用于维护景区维护的费用也仅是小头。据建设部公开数据,八达岭景区门票收入40%用于人员工资,40%纳入延庆县财政收入,用于长城维护的费用仅为20%。又如张家界武陵源景区158元的门票收入中,仅47元用于支付“景区管理成本”,而资源保护费只占8元,10元作为搭车收取的“机场建设费”,景区圈地收费只是当地政府敛财的新工具。据《朔州日报》2008年1月7日的报道,因“佛牙舍利惊现于世”,山西省应县木塔旅游景区门庭若市,2007年景区门票收入达到71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39.2%,相关第三产业税收达 600多万元。

在后续新闻中,张北县政府将清理掉景区内“违章经营”的小摊贩。因圈地收费,原先在路边摆摊的小摊贩也不得不搬出“景区”,他们多是当地无法外出打工的留守劳动力,原本已处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在政府的圈地运动中,再一次被清除出了中国式旅游经济的大军。

参考资料

Anna Spenceley and Jennifer Seif, (2003), Strategies, Impacts and Costs of Pro-Poor Tourism Approaches in South Africa, PPT Working Paper N. 11.

Gordon Conway, (2003),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to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Food for Poor People in the 21st Century.

II Klytchnikova, PA Dorosh, (2009), How tourism can (and does) benefit the poor and the environment - a case study from Panama (English), World Bank.

Hui Wang, Zhaoping Yang, Li Chen, Jingjing Yang, Rui Li, (2010),Minor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 case of Kanas Tuva villages in Xinjiang, China, Tourism Management.

Cevat Tosun, (2000),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urism Management.

Luk Tak-chuen, (2005), The Poverty of Tourism under Mobilization Develop mentalism in China, Visual Anthropology.

郭舒, (2015),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 《旅游学刊》.

题图:2015年02月23日,贵阳苗族同胞架鞭炮林跳场祭祖。/视觉中国

PPT
“旅游扶贫”不是一种旅游产品,只是一种为贫困人口服务的旅游业发展方式。
“旅游扶贫”与中国式扶贫旅游最大的差别在于,旅游扶贫的目的在缓解贫困人口的生活境遇,同样也会惠及其他阶层。
英国国际发展署
英国国际发展部是针对贫穷国家提供英国政府援助,以消除极度贫困政府部门。
2008年汶川地震,英国国际发展署曾发起针对性援助,在四川绵阳、德阳和广源等地帮助1000多家被地震摧毁的中小企业重新开业,并帮助失去工作的人们创办700家新企业。
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的一种宗教文化,因信仰东巴教而得名。
东巴在纳西语中是智者的意思,属于纳西族最高的知识分子,在族群中的地位很高,经常从事宗教活动,被人们视为人与鬼神之间的媒介,能驱鬼迎魔,消除民间灾难,能祈求神灵,给人间带来安稳幸福。
草原天路
2016年5月1日,张北县政府发布《张北县物价局关于草原天路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的批复》,宣布草原天路开始收门票50元/人次。
草原天路作为一条县级公路,本身收费就不合法;张北县以扩权县之名僭越省物价局,直接给景点定价同样是不合法的。
  • 1998年
    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经济陷入危机。
  • 1999年
    查韦斯上台,建一院议会制,延长总统任期。
  • 2001年
    查韦斯开始对私人部门动手,推出各种限制法案。
  • 2002年
    查韦斯的左翼政策引发大规模抗议,查韦斯还因此被迫下台两天。
  • 2004年
    查韦斯政府将该国最高法院收编。
  • 2006年
    油价上涨让委内瑞拉经济发展迅速,也让查韦斯能够推行社会项目。这些都让查韦斯轻松连任。
  • 2008年
    查韦斯对食品、水泥、钢铁、电力、通讯部门的国有化基本已经完成。
  • 2009年
    查韦斯再次成功利用公投移除对总统连任期限的限制,这意味着他2012年可以再次参选。
  • 2012年
    查韦斯又一次成功当选总统,致力于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
  • 2013年
    查韦斯患癌症去世,马杜罗当选为总统。
  • 2014年至今
    委内瑞拉经济恶化,委内瑞拉人不是在抗议,就是在排队领食物。
这个国家惨到,连印钞的钱都出不起了 血荒不断,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献血? 让少数人先富,国企高管薪资就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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