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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偷井盖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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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显示河南人更爱偷井盖,可他们还是经常被贴上“十个河南九个骗”的标签,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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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荣钢

去年,某科技公司一则明文告知不招河南籍员工的新闻引爆网络,地域歧视已经明目张胆地来到了台面上。在普遍缺乏“公民社会”意识的状况下,以血缘和地缘认同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很难不出现地域攻击。

“地图炮”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的宋国(今河南省境内)就是被嘲笑和歧视的对象,《列子》、《韩非子》、《庄子》都讲述过宋国人的滑稽故事,家喻户晓的“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的故事就发生在宋国。

然而,今天中国社会对河南人的歧视和宋国的故事没有任何可比性。人们嘲笑河南人“偷井盖”,把“井盖”和河南人关联起来,这种关联性的背后起码有三层含义。首先,“井盖”指涉废品收购行业。其次指控河南人好偷盗,可能还是其它犯罪的始作俑者。最后,由于这些指控来自外省人,所以还意味着河南是人口移出大省。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大量不务正业的底层河南人移出河南”的结论,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河南,疯狂输出劳动力

共和国成立以前,河南就是一个人口大省。1933年,河南全省人口超过3200万。中日战争期间,河南人口锐减,战争结束时郑州人口竟然比1934年少了六成。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和1942年“大饥荒”是河南省大量人口死亡、逃难的主要原因。截至1944年,逃离家乡的河南人口达63万。

《1942》描述的就是河南大旱灾民逃难的故事。/电影官方剧照
《1942》描述的就是河南大旱灾民逃难的故事。/电影官方剧照

经历了全国赤贫的年代,存活下来的难民后代在他乡安了家。然而,当时间来到90年代,又有大批河南人移往外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地。这次移民潮的目的地更集中,目的性也更强。新时代的他们也面临新的挑战。河南劳工面临的歧视问题也是从90年代后才甚嚣尘上的,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实属罕见。

和其它省份的移民一样,这些人为了更好的竞争环境、就业机会、医疗及教育条件来到一线城市,也有不少人仅仅抱着“追赶时代浪潮”、“好赚钱”的想法去往沿海地区。这种在有些人看来很“乡巴佬”的生活态度并不新鲜,早年间从苏北南下苏州和上海的移民就遭此“礼遇”,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和今天东北人大量外流的状况类似的是,大量河南人移出河南的原因也是本地的“空心化”。经济发展疲软、竞争环境恶劣、教育与观念落后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顽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原本城市化基础就十分薄弱、观念保守的黄河沿岸又在政策上败给了沿海。

2016年5月13日,山西太原,河南周口一家两代五口人同工地打工。/视觉中国
2016年5月13日,山西太原,河南周口一家两代五口人同工地打工。/视觉中国

河南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一方面河南缺乏核心经济支柱,另一方面2006年末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开放指数仅为2%,列中原六省末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大量河南人口向东、向南迁移是这一政策的远期结果。

经济和教育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位于杠杆下端的河南难以输出高素质劳动力。高等教育几乎是中国社会高素质劳动力跨省移民的唯一方式,高考又是通往高等教育最主要的途径。承认这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消除歧视而视而不见,为了消除偏见而忽略事实。

因此,河南当地无法消化、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占移民中的绝大多数。一方面,他们为城市化添砖加瓦。这里的“添砖加瓦”不是修辞性的说法,而是真实地靠出卖体力加速城市建设进度,养活自己和家人。

2016年8月30日,K756次暑运火车途经湖北、湖南及河南三个劳务人口输出大省。/视觉中国
2016年8月30日,K756次暑运火车途经湖北、湖南及河南三个劳务人口输出大省。/东方IC

然而另一方面,大都市从原住民到政府层面都不曾对这些体力劳动者报以敬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来劳工的健康、子女教育问题都得不到保障。加之,原本就缺乏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社会认同、社交和工作技能的体力劳动者在窘迫而昂贵的生存成本面前,败给了机会主义心态,人们确实容易把他们和“鸡鸣狗盗”之事联系在一起。

“偷井盖”常有,而“河南人偷井盖”不常有

由于国内民间一直没有健康的生态发展意识,废品回收业一直被视作低到地里去的卑微行业,甚至被冠以“收破烂儿”的名号。也确实,直到今天,中国很多中小城市的废品回收业都被底层人占据,可以说是最没有专业性的行业了。不完善的废品回收业对其它工业部门也是有害的,并且容易成为销赃的渠道,偷盗来的东西但凡有点价值,都会经由卖废品的处理掉。

比起抢劫,偷盗的犯罪成本更低。病态的废品回收行业降低了偷盗的犯罪成本,相当于有人为盗贼的行为埋单了。偷井盖又是偷盗行为中成本极低的一个。一来井盖是“公家的”东西,不用和私人住宅或个人近身接触;二来井盖总是在城市的路边不起眼的地方默默发挥作用,平日里不会注意到,又没有围栏或看守 ,它就在路上,一撬就起,力气大一点的人抱着就走,比偷盗护栏容易多了。

2011年12月16日,西安,不到一公里长的路上,21个井盖一夜间不翼而飞。 /视觉中国
2011年12月16日,西安,不到一公里长的路上,21个井盖一夜间不翼而飞。 /视觉中国

“偷井盖”也是个老词,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偷井盖的人最多,偷来也最好卖,一个井盖几百块。据2006年的新闻报道,太原市每月丢失井盖300多个,损失10余万元;天津市每年丢失各种井盖3000多个,损失近300万元。

2001年播出的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里也上演过偷井盖的一幕,可见偷井盖具有时代性。片中,穿着脏棉袄、咧着怀、抄着手、呲着牙的冯小刚,在剧中饰演一个偷井盖的小偷(被设定为东北口音),偷完又卖给了利欲熏心的废品小贩张铁林,最后经群众举报,被付彪饰演的警察责令将井盖送还原处。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么多井盖偷窃事件都和河南人或“河南籍犯罪团伙”有关。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近十年的新闻档案,也几乎看不到“河南人偷井盖”的报道。“河南人”和“偷井盖”出现在同一短语里似乎缘于一种偏见的、以讹传讹的错置。

大众舆论觉得河南人很可怜,要靠坑蒙拐骗偷谋生,那就给他们一个更可怜的形象,“偷井盖”可以说是可怜中的可怜了吧——连犯罪都要挑最寒碜、成本最低的那一个,“穷酸的河南真可怜”!和其它“地图炮”不同,骂河南人的“传统”更有一种恃强凌弱的侮辱性,似乎是可怜你才骂你。

2013年10月26日,河南郑州火车站广场,准备乘车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工。/视觉中国
2013年10月26日,河南郑州火车站广场,准备乘车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工。/东方IC

现如今,字面意义上的“偷井盖”已不常见。一方面,现在城市中使用的井盖材质不再以铸铁为主,而是引入了水泥、树脂等材料,偷盗已没有价值;另一方面,铸铁的市场价值大不如前,大城市的废品收购行业也规范了许多,买主没有了,销赃的途径也被截断了。

不过“偷井盖”的说法依然存在,它演变成一个具有悲喜剧色彩的词,一提到“井盖”就想到被主流社会戏谑的底层小人物形象。无论怎样,“河南人歧视论”的背后蕴含着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对矛盾。“井盖”不再是井盖本身,它和“河南人”一起代表着“歧视论”(外地人、穷人、不体面的人、说方言的人等边缘人群)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国社会的诸对矛盾。

前赴后继歧视河南人

在目力所及的未来,地域攻击并无根绝的可能性。即使在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西欧社会,源于人的短视、偏见和权力欲的“地图炮”仍时有发生。一个折衷的做法是承认“河南人”的例子并非孤例,使它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从我们听过的偷盗故事里,我们能发现任何籍贯的影子。“大量底层劳工移往城市”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赚钱为上的主流意识形态里,经济弱势群体河南人被舆论“抓了典型”,成为地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牺牲品。

当一扇窗子被第一块石头砸碎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石头扔向这扇破窗。这就是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克林提出的“破窗效应”。重要的不是谁扔了第一块石头,而是破窗的过程。正如重要的不是谁在90年代提出了“河南人偷井盖”的说法——现在已无从查起,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在民间不断发酵、传播,让河南人成为偷盗和诈骗等低成本犯罪的代名词。

2002年,安徽肥西县抓获35个河南假和尚。/视觉中国
2002年,安徽肥西县抓获35个河南假和尚。/视觉中国

大城市原住民看到穿着不考究的“乡下人”、其他中小城市的原住民听到口音不同的“外地人”,就把他们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还占据着道德的高位,因为“乡下人”和“外地人”挑战着“城里人”的地缘集体主义。要承认这一点很难,因为这相当于同时承认自己认识上的短板。即使最理性的人也难免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另一个颇具杀伤力的媒介是政府和媒体的宣传,甚至它们的共谋。有学者统计,《南方都市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每年对河南的负面报道占据了河南总报道的三分之二,代表着东西南北四个地区的《新京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和《华商报》,对河南的正负报道为1:4。你很难说它们的报道有失公平,但它们无疑放大了河南的负面形象。

2007年3月15日,北京,两名河南籍嫌疑人敲诈勒索13岁少年未遂,将其杀害。/视觉中国
2007年3月15日,北京,两名河南籍嫌疑人敲诈勒索13岁少年未遂,将其杀害。/视觉中国

媒体还曾报道深圳某处警方挂出“捣毁河南籍诈骗团伙”的横幅,某些地方政府也打出“打击河南籍勒索团伙”的标语,还有媒体以“河南”为关键词给犯罪新闻取标题来吸引眼球……正好,作为人口输出大省的几个省份始终名列中国犯罪率榜单前茅,就更迎合社会偏见和读者趣味,给了开“地图炮”的人以口实。这样一来,只要负面新闻和河南相关,“河南”和河南人的身份就变得异常敏感。

大众善于接受表面的、简单的逻辑,拒绝承认复杂的矛盾体,以为所有事情都互为因果。时间一长,“看,又是河南人干的”会逐渐转化为“十个河南九个骗”和“啧,河南人都这样”,使得无辜的人不得幸免,甚至让河南(推而广之还有新疆、山东、东北、福建、安徽、苏北等等)人产生自轻自贱心理,羞于说出自己家乡的名字。


参考资料:

[1] 《河南省政府二二年年刊》(1933)

[2] 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2006)

[3] 人民网:《警方悬挂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横幅引发争议》(2005年3月31日)

[4] 中国青年报:《中国首次直面就业歧视:河南人和女的一律不要》(2007年8月20日)

[5] 南方日报:《深圳龙岗警方处分悬挂歧视河南人横幅民警》(2005年5月7日)

[6] 法制日报:《落实网站责任遏制地域攻击》(2006年9月8日)

[7] 南都网:《公司招聘竟注明“河南籍已招满”》(2012年12月7日)

[8] 中华网:《秘而不宣的真相:战争逻辑下的花园口与黄泛之灾》(2005年6月14日)

[9] 新京报:《河南人诉讼: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2005年5月15日)

[10] 新民周刊:《童大焕:如何消除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2005年5月4日)

[11] 人民网:《拒绝租房给河南人,地域歧视幽灵再现?》(2006年6月15日)

[12] James Wilson,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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