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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打车软件的反击,拼车兴起?

2014-03-05 14:06:05 来源: 成都全搜索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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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车兴起之时,也就是以牌照制度为垄断基础的既得利益群体丧失超额利润之时。

近日,上海交港局做出规定,自3月1日起,早晚高峰时段出租汽车严禁使用“打车软件”,禁止使用期间,乘客扬招“待运”车辆不停的,即视为“拒载”。交港局还约谈“嘀嘀”与“快的”打车负责人,继去年7月之后,再次强烈要求打车软件公司“与出租汽车公司电调平台开展合作”,“必须在2月底前明确态度”,否则,“对不愿意纳管的软件企业,本市交通主管部门将会同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暂停打车软件应用。”伴随上海的举动,北京、武汉、沈阳、广州等地也跟进表态,将采取各种管制措施。

从权利与契约角度看,非个体经营的出租车,司机是企业的员工,按契约遵守企业的管理,是义务与责任。企业有权禁止自己的员工独立地与第三方公司签约。这就如餐馆禁止服务员独立与团购网签约一样,是合理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企业有权管,但政府却不可越俎代庖。

不过,有权利管与是否管得下来、执行得下去,却是两回事。具体的管理手段非常多,路口拍照、假扮乘客钓鱼执法、车内摄像头等。但手机乃私人物品,车内带上蓝牙耳机通讯,企业查处难度并不小。更何况,司机具有工人阶级传统的团结与组织性,一旦聚集起来做抗争,维稳压力之下,企业与相关管理部门又有几分胜算?企业是按成本与收益行事的,当禁止的成本大于收益,管理也就必然流于形式。

所以,博弈之下,不难撑起企业与政府监管之下的灰色空间,而这种灰色正是打车软件的长期生存之道。而且,所谓得道多助,三中全会后锐意改革的天时与腾讯、阿里的人和,也能为打车软件撑起更大的空间。

毋庸讳言,打车软件的确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司机在行车过程中接听电话,选择客户,有安全隐患;再如老年人打不到车——这个问题,连马云自己都说起过。但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用创新与竞争去解决,而不是回到老局面。过去30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市场与舆论的压力,一家商业公司会比政府部门做得更好,更周到。就在我写下此文的时候, 支付宝钱包和快的宣布合作推出全国性老人关爱计划。计划包括为在北京试点服务车,为5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打车难的现状,并不是打车软件造成,打车软件只是将出租车市场中的顽疾显化、激发出来。只不过,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众所周知,出租车市场有数量管制,这使得出租车的数量少于实际所需,这是打车难的根本原因。供给少了,价格就会高,管理部门又搞了价格管制。现在,司机通过打车软件获得加价、可以挑活,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这相当于涨价。从这个角度看,本质上,打车软件解除了价格管制,把司机在数量管制下的超额收益还给了他们,司机当然也就喜欢用打车软件。所以,对于打车软件的问题,如果撇开出租车市场的数量管制与价格管制不谈,仅谈打车软件本身的加价,并采取禁止、收编的方式处理,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的,不负责的。

本质上看,打车软件通过高新技术为城市交通创造出价值,改变的是行业形态与行业价值分配比例。因此,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不在于形式上把打车软件纳入旧体系的逻辑,而是尊重技术已然改变行业形态与价值分配比例这一事实。而通过行政收编、强行合作,把打车软件纳入旧的流程体系后,不但使其丧失实质性创新功能,更重要的是,剥夺掉了创新应得的收益。那么,这不过是再一次利用行政权力打掉了创新,维护了旧的行业形态与分配比例,并通过维护垄断局面而再次伤害城市交通改革的纵深发展。如果舆论支持这一局面,无非再回打车难的困境之中。

现在,市场创新在管制之下妥协了,但兔子逼急了,并非没有奋起反击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这个能力。正如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在信息时代,新技术赋予草根的力量,一定会深刻地改变社会。

实际上,打车软件的出现,不仅仅已经改变了出租车市场,将来也有可能会通过信息中介与安全担保,通过市民拼车等形式,深刻地改变城市交通出行的格局。

在出租车市场的严厉管制下,黑车广泛存在,给市民提供了很大便利。黑车当然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但安全与风险都源于单次交易,无法制约司机,没有风险的分摊与兜底。这一切,对于互联网来说,对于创新者与土豪们来说,解决私人拼车市场的安全与风险问题,轻而易举。可通过司机登记制度,找出更可靠的人;可通过信誉评分机制,形成制约;可通过保险分摊风险;甚至可通过微信与QQ进行关系挖掘;甚至就连司机的违章记录,消费者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更安全呢?

这种商业模式,符合绿色环保的概念。在一些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轿车带人。在当下雾霾严重的背景下,有利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有着极大的政治利好与舆论支持。

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公民有权进行交易的权利基础上的。不言自明,本着与民争利的精神,即便安全问题不存在了,监管也一定会随之而来。但是,比监管出租车司机更难的是,如何监管市民?难道市民手机上的内容,交通管理部门也要监管?难道市民上了朋友的车,再碰碰手机(NFC近场通讯支付),看不到支付钞票,朋友之间相互帮忙,也是违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打车软件是蝉,出租车的既得利益者是螳螂的话,市民拼车,则是黄雀,岂止是黄雀,其实是老鹰。当安全有了保障,公民自由、公平交易的权利就被技术释放出来,助人为乐,获得一份收入,何乐而不为?这必然导致拼车数量的急剧增长,至于专职提供拼车,实质上就是黑车的“灰化”。猛烈增长的拼车数量,将解决中国普遍存在的打车难问题。拼车兴起之时,也就是以牌照制度为垄断基础的既得利益群体丧失超额利润之时。

现在,互联网思维已经全面碰触“传统思维”,感受到传统与既得利益的压力,余额宝就是典型例子。不过,比起余额宝涉及的金融领域,出租车市场更加草根,更贴近民意。这个时候,创新与技术,不妨露出自己锋利的牙齿。

子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沉默和妥协,无法抵御全国各地在既得利益之下的默契与一致行动,而露出锋利的牙齿,展示另一种反抗的可能,反而会得到一个全新局面。从更深意义上看,中国的改革逻辑,从来都是野蛮生长。30年前,小岗村的农民,冒着杀头的风险,为了温饱,签下了改变中国的契约;30年后,凭着民意,凭着老百姓宪法保护下的交易权利,创新与技术或可倒逼出中国出租车市场的彻底改变。真能如此,善莫大焉。

罗雯 本文来源:成都全搜索 作者:刘远举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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