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英国贵族虽然有几分“过气老倌”的意思，但贵族也并非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这或许有些费解：既然“过气”了，又如何“并非可有可无”？前段时间不少英剧迷都在追看一部名为《唐顿庄园》的电视剧。实际上，这部ITV的产品，对于理解这个事关当代英国贵族的责任和地位的疑问，很有帮助。
私下与朋友交流时，我发现很多观众被剧作中的服饰、对白、人物之间纠结的关系所吸引，认为这部剧“很写实”。的确，在细节上考究的英国人对于历史的“还原”功夫已做足，仿佛直接把观众跩回了一战前后的不列颠。不过，我倒是以为，在影像上的“还原”之外，《唐顿庄园》对于贵族精神的描写，更为精到。唐顿庄园的主人格兰瑟姆伯爵，就是最佳的切入点。
一战爆发之初，不少贵族投军从戎，格兰瑟姆伯爵被选为郡治安长官，也换上了一身戎装。但他对于这个空有虚衔的职位并不感到满意，抱怨说“这并不是真正重返了军队”，直到一天早晨，他收到来自罗宾森上将的书面邀请，请他出任北雷丁志愿军的上校。这个消息令格兰瑟姆伯爵喜出望外，因为他不仅借此能统帅真正的部队，实现“重返军队”的夙愿，同时也能在战时承担地方治安乃至军事作战上的责任，总算不负他伯爵的贵族头衔。需知剧中的这位伯爵并非战争狂热份子，而在国家危难时能有此身先士卒的觉悟，自然令其形象变得高大起来。
观剧至此，如果仅仅把这段故事理解为“剧情需要”，显然是偏颇之见。实际上，在一战的阵亡者名单中，就包含了六名上院贵族、十六名从男爵、近百名上院贵族之子。数千名参战的伊顿公学子弟中，伤亡率高达45%。此外，史载一战期间，剑桥大学有万余名在校师生参战，其中数千人阵亡。当时的剑桥大学，并未脱离“贵族子弟校”的保守传统，如将在二战陨命的众多的剑桥贵族青年计算在一起，数量就更为庞大。正因为贵族伤亡巨大，两次世界大战后，为数不少的贵族头衔都失去了首选继承人，不少贵族家庭财产的去向，就此彻底改变。《唐顿庄园》中格兰瑟姆伯爵以及其继承人所作出的牺牲，实乃艺术对于历史事实的再现。
但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英国的贵族为什么愿意作出这种牺牲？为什么英国贵族在战时没有躲在大后方向士兵们喊：“不怕死的给我冲”；而是身处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振臂一呼“不怕死的跟我上”？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责任感。以起源论，贵族们认为自己才是现代英国的缔造者。1688年未曾流血的“光荣革命”说穿了无非是辉格党贵族联合托利党导演的一出宫廷政变。但至此以后的数百年，有效制衡各阶层政治权利的议会制逐渐在英国建立起来。正因此，“国家兴亡，贵族有责”的观念一直为英国士绅引以为傲，由此引申出贵族们的“主人”意识，自不待言。
传统的英国绅士任侠仗义，尊崇骑士精神。骑士精神的显著特点便是尊崇“主仆”意识。英国贵族视自己为“主”，但作为继承骑士之风的“主人”必须要以身作则，以高尚的道德感召力来领率“仆从”。譬如文学作品中的骑士堂吉诃德，虽然行为迂腐可笑，但其身先士卒的勇敢，也给人印象深刻，试想堂吉诃德如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他的仆从桑丘也不会死心塌地跟着他了。堂吉诃德国籍虽非英国，但就骑士精神而谈，却是和英国一以贯之。换言之，若舍掉这种果敢献身的精神，也就无所谓什么贵族，那么仆人也不必再对主人尽忠，因为当你为一个失去了骑士精神和高尚人格的人尽忠时，实际上你已经不再将自己置于仆人的地位，而是愚忠的“奴才”的位置。英国自荷兰执政威廉入主以来，行君主立宪凡三百余年，绝对不是靠一班奴才来治理国家的。
民国时代的著名报人储安平居英国期间，对英国阶级社会的有一段观察颇得英式贵族精神之精髓。他写道：“英国人不仅不反对他们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而反以有这种贵族制度而骄傲、为满足。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在英国，每个人和他人在一起时，都自以为是一个‘贵族’……”这段话或许可以总结为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舍此，恐怕我们不会看到在二战期间，年幼的伊丽莎白公主服役英国军队，也不会看到服役皇家空军的肯特公爵乔治亲王命丧坠机。更有甚者，舍此责任感，英国传统的阶级社会或许早已瓦解，根本不可能存在至今。
不过，责任归责任，贵族们毕竟不是圣人，履行对社会大众的责任之余还是脱离不了自己那点“阶级属性”，做事说话难免拿腔拿调，端着架子，其派头令“普罗列塔利亚”们生厌。难怪当年的“新自由主义者”劳合•乔治当上首相后根本看不上议会中的这帮贵族，而剧中的老伯爵夫人也很是对这位新首相不以为然。历史的记录影像的虚幻之间，总会有一种更深层的真实将二者连接。
